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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 1只要一提起防溺水工作，几乎所有的校长和老师都是眉头紧锁、苦不堪言，抱怨这项工作不仅事务多、压力大、检查繁，而且年年都能整出“新花样”，任务一年比一年重。“防溺水”已经成为基层学校形式主义工作中的重灾区。
- 2广西某县的一位教师吐槽自己班上的一年级学生大字不识几个，背防溺水承诺书背了四、五节课，回家背到11点，学生抄防溺水承诺书，一周抄六节课，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各种各样的检查，这不是折腾学生是什么？
- 3我们调研的乡镇在所有重点水域都配套了“一圈一绳一竿”，粗略估计有200套，而在危险水域还安装监控，如果有人靠近就会报警，整个设备花费就要近10万元，乡镇中心校校长介绍隔壁县一次防溺水工作就要花掉300万，实属不是小数目了。
近段时间，全国中小学的校长和老师应该都在头疼一个事情——学生的防溺水工作。
长期以来，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因素，尤其是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江河湖泊的汛期也即将来临，小孩子容易在贪玩好奇的天性的驱使下，到高危水域玩耍从而产生意外，再加上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口不断外流，留守儿童群体基数大，在缺少父辈监管的情况下，农村中小学生溺亡的风险也就变的更高了。因此，防溺水工作的初衷就是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规避社会风险，也是政府和教育部门每年都要重点抓的中心工作。对于这个道理所有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也都理解和支持，可他们不理解的是，一个防溺水工作怎能这么折腾？
我们最近在各地中小学学校调研时，只要一提起防溺水工作，几乎所有的校长和老师都是眉头紧锁、苦不堪言，抱怨这项工作不仅事务多、压力大、检查繁，而且年年都能整出“新花样”，任务一年比一年重。至于这些五花八门的“工作创新”是不是真的能做到防溺水尚不可知，反正基层教师们是已将快“累死”在防溺水中，毫不夸张地讲，“防溺水”已经成为基层学校形式主义工作中的重灾区。
一、防溺水工作到底要做多少？
在湖南某乡镇中心中学调研，该校分管政教工作的副校长给我们罗列了上级部门要求学校和老师在防溺水工作中要做的事：
首先是“十个一”。所谓“十个一”就是，中小学每个班的班主任要围绕“防溺水”宣传进行一次家访 、在班级内悬挂一条防溺水的横幅、布置给学生写作一篇防溺水的作文、开展一次防溺水的主题班会、开一次防溺水工作的家长会、组织学生看一次防溺水的教育专题宣传片、教导学生学唱一首防溺水的歌曲、向学生和家长发一封防溺水的告知信（必须家长签字并且提供回执）、搞一场防溺水的预防演练。这“十个一”要在本学期内全部完成，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每一项都要办事留痕、做好台账，上级各个部门都会定期和不定期的下来检查，哪个部分出现问题就需要整改。
其次是每日宣传。为了加强防溺水工作宣传，提高家长和学生的警惕性，我们调研县的教育局要求学校老师必须做到日日提醒，具体做法是周一到周五，老师必须在家长群每天提醒两次，周末和假期必须在群里提醒一次，每天不能间断，并且所有提醒家长注意学生防溺水的聊天记录都要截图留证以备检查。由于这项工作实在是过于繁琐，群里的家长也都烦不胜烦，同样的事情至于要每天提醒么？搞的一位老师都快心理抑郁找校长诉苦，校长也百般无奈只能安慰她：“你就当是为了学生吧。”
再次是各种测试。这两年学校的防溺水工作中还有个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搞各种各样的测试。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上级部门首先要求学生和家长用手机关注“某某教育”公众号并进行实名注册，然后分年级观看不同类型的主题教育宣传片，并要求“必须像上课一样从头到尾全部看完（不可以看一半）”，之后就要进行互动答题进行测试，答错可以重新答题，但必须最终得到满分，所有程序做完后还要再关注“某某看”公众号下载事件活动证书，最后把“综合实践活动证书”发至班级群才算完成。班主任要负责收集好学生的学习图片和证书，然后通过大数据实时进行统计排名。这项工作是今天防溺水任务的重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对于组织观看不力的单位会通报批评，学校校长老师压力都很大，有位高中校长说：“让学生观看也就算了，家长我们哪里管得住，去做工作都快把别人烦死了。还有就是，学校好不容易管住了学生的手机，现在又要动员学生去找家长要手机答题，家长们意见大的很。”
这些测试不仅学生和家长要做，老师们也跑不了。我们调研县所有中小学学校的老师都要做防溺水应知应会知识测试，考不过就得重新考，以至于为了做这些事情老师们还得给自己“洗脑”——多做一分，学生就安全一分。
目前基层学校的防溺水工作不仅折腾老师家长，而且还折腾学生。我们访谈广西某县的一位教师时，他吐槽到自己班上的一年级学生大字不识几个，背防溺水承诺书背了四、五节课，回家背到11点，学生抄防溺水承诺书，一周抄六节课，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各种各样的检查，这不是折腾学生是什么？
最后，所有的基层干部也要被动员起来防溺水。除了学校老师外，基层政府和乡村干部也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例如我们调研的乡镇在所有重点水域都配套了“一圈一绳一竿”，粗略估计有200套，而在危险水域还安装监控，如果有人靠近就会报警，整个设备花费就要近10万元，乡镇中心校校长介绍隔壁县一次防溺水工作就要花掉300万，实属不是小数目了。此外，每个村还要招聘末端管护员不定期的到水域周边巡查，所有工作不可谓不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了，总该是万无一失了，但防溺水就能防住了么？
二、学生溺水是极小概率事件
吊诡的是，如此多五花八门的防溺水工作落实了以后，还是有学生溺亡的事件发生。
就在去年暑假，隔壁乡镇有两个小学生，跟随父母去广东回家后在河边不幸溺亡，据学校老师介绍，当时的情况是两兄弟想下河游泳，其实已经被管护员发现并及时劝阻回家了的，可没想到他们又偷偷跑去下水，最终才导致悲剧的发生。事故发生后，上级部门层层倒查发现没有一个程序没有做到位，但出了事总归是要有人担责，结果校长和分管安全的副校长都挨了处分，中心校长被批评教育。
学生溺亡从情感上讲确实是悲剧，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此类事件的发生，但从理性角度看，学生溺水绝对是小概率事件，而现在的问题是基层学校为了防止极小概率事件要付出无数的精力和成本，要做大量稀奇古怪、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工作，更关键的是，这些工作并不能杜绝学生溺亡，就像上面的案例一样，就算基层的防溺水机制已经发挥作用，还是难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因为老师和基层干部不可能24小时盯着所有的学生。因此，所有的防溺水工作就必然会异化成为防溺水“免责”工作，访谈中许多老师都表示，所有的这些宣传、材料、表格、记录、自查检查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规避责任，只有当所有的程序都万无一失，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一位校长说：“只要有学生溺亡，那责任就只分大小、不分有无，至于大小就看你平时工作做到位没有，所以不得不做、不得不防”。
可以看到，当前基层学校的防溺水工作已经完全偏离了政策初衷。一方面，学生溺水是完全的小概率事件，无论怎么预防全国每年总是会有些地方出现溺亡事件，因此一旦防溺水超过该项工作的需要，就一定会生发大量的形式主义工作；另一方面，当前基层学校防溺水任务中绝大部分工作的性质已经不再是预防学生溺亡，而是为了避责，只有当所有任务都圆满完成，才能在出事后保全自己，这也是老师和基层干部们的无奈之举。
三、防溺水工作的形式主义从哪里来？
事实上，防溺水工作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每年暑假前后防溺水都是学校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同样也是基层干部要承担的重要工作，划在综治安全的事务大类中。之前防溺水工作是“结果”管理，属于一票否决，上级不管下级怎么做工作，也不考核具体的工作流程，只要结果不出事就行，而只要有学生溺亡，上级就直接处分下级，综治安全这项工作也就一票否决了，因此那时对学校老师和基层干部来说，防溺水其实就是个宣传工作，宣传到位就行，其他的都具有偶然性。
但现在的防溺水工作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就是从结果管理变成了过程管理，从国家到各级政府对防溺水工作都极为重视，每级政府都将其当作中心工作来抓。但问题是，防溺水这项工作在政策属性上属于模糊性政策，唯一有效的考核是结果考核，如果进行过程考核，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弄，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虽然不好考核，但作为中心工作和政治任务，防溺水是必须要做的，不仅要做而且还要体现出对政策的深层认识和理解。为此，各地县委政府都成立“防溺水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任组长，教育局、公安局、应急管理局等局长任副组长，不断在防溺水工作上面做文章，你搞“一圈”、我就再加个“一绳一杆”，你搞教师应知应会答题，我就来搞全县学生和家长的知识答题。如此以来，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宣传性工作，就会在政治任务的推动下变成政绩竞争，这个模糊性政策就会被追加无数的任务，最后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愈复杂，作为体制末端的学校校长和老师就会“压力山大”，只能疲于奔波。
在基层学校调研中，类似于防溺水中的形式主义工作不胜枚举。各个条线部门的工作都通过教育局传递给学校，大量莫名其妙的非教学工作被安排给老师和家长，例如要求老师做家长工作收医保、还要通过大数据进行排名，又如交通部门的“一盔一戴”工作，要求家长接学生的时候，只要靠近学校200米范围内没戴头盔，责任就要算在学校头上，根本就是不讲道理。
对于这类形式主义工作，不少部门还美其名曰“小手拉大手”，只能说“小手”不仅快拉不动“大手”，老师们也得快“累死”了，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还是清净点好。
易 卓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