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啦实用网2023年7月1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宣布了中央决定：潘功胜同志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免去郭树清同志的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职务、易纲同志的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职务。
潘功胜生于1963年，现年60岁，至今在金融业工作30年，具有丰富的金融业工作经验。他1993年毕业后即进入银行业，先后在工行、农行工作近20年。2012年他调任央行副行长，并于2016年1月接替易纲兼任外汇局局长。在央行工作期间，他主要分管外汇市场、金融市场等相关业务。
潘功胜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同时还在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过。“出国学习的这段时间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观念的更新和视野的拓宽，对于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潘功胜2007年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1985年，年仅22岁的潘功胜即发表《劳动协作的网络优化技术初探》一文，这是潘功胜发表的首篇署名文章，此后他一直笔耕不辍，发表了诸多文章及专著。在早期，潘功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劳动经济学领域，他的博士论文《劳动力市场论》也属于这一领域。后来随着工作的变化，他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包括房地产金融、银行经营管理、地方债、债券市场、货币政策、金融改革、外汇市场及国际金融等。
潘功胜的著作《大行蝶变-中国大型银行复兴之路》获得2014年度孙冶方金融创新奖。“在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中非常荣幸，有差不多近十年时间参与了大型商业银行改革进程，《大行蝶变-中国大型银行复兴之路》是我从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角度对伟大实践进行的思考。”潘功胜在颁奖典礼上表示。
根据署名文章、专著及公开演讲，本报记者梳理了他38年来的主要观点。当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及文章全文可能更好理解这些观点。
一．人物履历
潘功胜，男，汉族，1963年7月生，安徽省安庆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剑桥大学博士后学者及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2012年6月至今担任央行副行长，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求学经历：
1980.09-1987.07，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会计系学生，经济系教师
1987.09-1990.06，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经济学硕士
1990.09-1993.06，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博士
1997.10-1998.09，剑桥大学政治与经济学系、商学院博士后访问学者
2009年上半年，中央党校学习
2011年上半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学习
工作经历：
1993.08-2008.04，历任工行房地产信贷部副处长、计划财务部处长、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深圳分行副行长，计划财务部总经理，股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08.04-2012.06，历任农银党委委员、副行长、执行董事
2012年6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1月至此次任命前，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二．主要观点
货币政策：
潘功胜在央行任上并不分管货币政策，但其分管的外汇市场、金融市场业务又和海外主体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形势、货币政策息息相关，因此他更多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讨论货币政策。他认为，中国央行一些创新性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非QE，MLF与降准并非替代关系。
1．中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不跟随美联储“大放大收”
近年来，中国的金融周期则相对稳健。2020年以来，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在2.4%-3.4%之间窄幅波动，最高与最低点的极差不到100个基点，显著低于美国同期近400个基点。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则保持10%左右的增速。中国金融周期相对稳健背后的原因，是中国长期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坚持跨周期和内外平衡的导向，不跟随美联储“大放大收”，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
2．中国的货币政策处于常态化货币政策区间
自去年一季度疫情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高强度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幅度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就中国而言，我们一直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仍然处于常态化货币政策区间，不搞“大水漫灌”。我们货币政策的空间是比较大的，这是2000年初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和美联储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主要差异。（2021年9月国新办回应问题）
3．多项结构性工具不是QE
两项新的政策工具（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和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降息降准政策工具并不矛盾，无论从性质上和规模上都谈不上量化宽松（QE）。和国际上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比较，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的空间还是有的，仍然处于常态化的货币信贷政策的范畴里面。（2020年6月央行发布会回应问题）
票据互换不是中国版的QE，它和QE有本质的区别。第一，是“以券换券”，不涉及流动性的投放，不涉及基础货币的吞吐。一级交易商参与互换，用持有的永续债换成了央行的央票，但不能说我拿了这个央票，就可以自动获得央行的基础货币，这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的影响是中性的。其他一些国家所采取的QE，一般在购入资产的同时会投放基础货币，但我们在进行互换的时候，跟投放基础货币这两者没有关系。
第二，央行票据的互换没有导致永续债所有权和信用风险的转移，永续债的所有权仍然在商业银行的表内，它的利息所得者也是债券的持有人，只是通过这样一个操作，央行按照市场化的标准收取费用，提升了永续债的流动性。永续债的所有权和相应的风险没有转移。（2019年国新办发布会回应）
4．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不会取代存准率
在过去几年中，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篮子更加丰富了，一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是不是会取代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肯定地回答，他们之间不是一种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2015年国新办发布会回应，当时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MLF、PSL）
宏观金融：
他2022年10月在金融街论坛上表示，全球宏观环境可能由“大缓和”走向“高波动”。今年6月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当前处于全球金融周期的下行期。
潘功胜今年6月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信贷脉冲是刻画金融周期变化的重要指标，反映了金融周期的边际变化方向。以新增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边际变化衡量，2023年以来中国的信贷脉冲转正上行，显示信贷对经济的支持作用正在增强。向前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中上行的态势。
2003年，针对日本政府提出的“全球性通货紧缩问题归咎于中国出口”观点，当时担任工行计划财务部处长的潘功胜发文予以驳斥。
1． 金融活动呈现出周期波动的特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尤其是美欧发达经济体的资产价格、信贷增长、银行杠杆率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等各项金融指标均呈现出明显的共振。在中长期的时间轴上，金融活动呈现出周期波动的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三轮较大的下行期，分别是2000-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2022年全球股债汇“三杀”。综合股票、债券、汇率等多种金融指标，构造出反映金融整体状况的金融条件指数，在这三轮下行期都出现了快速大幅收紧。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美联储货币政策成为全球金融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美联储1999-2000年、2004-2006年、2022年以来三轮加息，分别导致了此后的全球金融周期的三轮下行期。（2023年6月陆家嘴论坛演讲）
2．全球宏观环境可能由“大缓和”走向“高波动”
从历史长周期看，全球宏观环境可能由“大缓和”走向“高波动”。二十世纪80年代到2019年，全球宏观环境以低通胀、低波动为突出特征，可视为“大缓和时代”。但这一趋势在2021年已发生转变。疫情后主要发达国家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提振了需求，但供应链扰动、劳动力市场紧张、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等限制供给恢复，主要发达国家通胀远高于政策目标。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数据波动幅度大幅上升，全球宏观环境或步入“高波动时代”。（2022年11月金融街论坛）
3．金融机构的个体稳健并不代表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对危机的成因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金融机构的个体稳健并不代表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健，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需要弥补微观审慎监管的不足，防范金融体系顺周期变化以及风险跨机构、跨市场、跨部门和跨境传染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尽可能提前采取针对性措施。（2020年10月金融街论坛演讲）
4．“中国输出通缩”论缺乏事实依据
将全球通货紧缩的诱因简单地归咎于一个国家，认为中国是全球通货紧缩的火车头，这一判断缺乏事实依据。目前，中国年出口商品价值约为三千余亿美元，仅占全球总值的5%左右。其中55%以上的出口商品又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属于来料加工性质，如果扣除这一因素，中国真正的商品出口也只占全球的2%左右。此外，中国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因为“贸易链”效应而被过分夸大。（2004年论文《“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缺乏事实依据》）
金融改革
潘功胜前后主导或参与了国有大行股份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多项重大的金融改革。他认为，金融改革要在效率与风险之间寻求权衡。2017年，他用“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这一通俗的表述说明中国将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外开放力度。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地方金融生态也有关注。
1．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缘由及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服务能力大幅提升。但是，金融服务的供给存在一些结构性缺陷，金融资源配置的质量和效率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我国的金融业态以间接融资为主，股权融资发展严重不足。在间接融资中，又以大中型银行为主体，并且商业银行内部的制度政策安排、技术能力、内外部激励约束机制也不健全。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丰富的内涵，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第二，坚定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破除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股权融资渠道，提升资本市场发展质量。
第三，优化大中小金融机构的布局，发展定位于专注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体系。
第四，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重塑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服务模式、风险管理和考核评价机制。（2019年接受采访）
2．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外汇管理政策不会后退
1996年中国经常项目已经实现可兑换，近年来资本项下直接投资也逐步实现基本可兑换，证券项下资本可兑换的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趋势不可更改。因此，我们坚持一个原则：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外汇管理政策不会后退，更不会走回资本管制的老路。（2017年接受采访）
3．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利率市场化将显著改变资金的配置效率，是中国整体市场体系建设和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同时利率市场化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技术层面，中央银行、金融机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从宏观意义上说其对储蓄消费投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市场深化、金融稳定、社会经济主体利益格局的调整都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些因素也会对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产生反作用，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约束变量，因此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将是一个渐变的过程。（2015年论文《新常态下的中国金融改革》）。
4．区域金融改革的五点经验
一是区域金融改革应当差别定位、各有侧重。二是采取区域试点、地方推动形式，风险总体可控。三是改革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导向。四是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导向，合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五是改革必须注重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有机结合。（2015年论文《“自下而上”的区域金融改革探索与经验》）。
5．金融改革需在效率与风险之间寻求权衡
金融改革始终在效率与风险之间寻求权衡，是我国总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改革将从两个维度展开：市场化改革，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市场化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包括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宏观审慎等。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三中全会决议的一个亮点，也是贯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灵魂，同时也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灵魂。而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是推进利率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保证。金融市场化改革每一项改革项目的推出，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评估，改革的时机、方法、策略上要形成较优的组合。（2014年论文《加强金融顶层设计，全面深化金融改革》）
5．金融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某项金融改革的效果可能短期内会偏离预期的目标，社会要提高对改革的容忍度；改革的责任部门门也应有足够的市场灵敏度，在改革的进程中自我校正和完善。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金融改革要同时满足这些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非常困难。金融改革对储蓄、消费、投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金融稳定、社会经济主体利益格局的调整都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那么这些因素也会对金融改革的进程、效果产生反作用，成为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重要的宏观变量。（2014年论文《加强金融顶层设计，全面深化金融改革》）
6．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是决定一个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的流动性、效益性和安全性更多地取决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能打造“资金洼地”，吸引各类资金流入，迅速提高本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实现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发展。反之，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很差，资金缺乏安全保障，成为金融高风险地区，银行资产得不到有效保护，信贷资金损失率高，就会降低本地区的竞争力，不仅吸引不到资金甚至导致资金外流，进而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3年论文《金融生态建设与经济金融发展》）
债券市场：
潘功胜在央行任上长期分管金融市场业务，债券市场是主要关注点，2014年前后他还参与地方融资体制改革的讨论。对于地方债，他认为要坚守中央政府不兜底的底线，强化多种形式的财政纪律约束，如强化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约束、强化同级人大对预算的监督。2014年，他与时任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一道出版了《市政债市场与地方政府预算约束》一书。
1．中国债券市场仍有发展空间
尽管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很快，但与美国等发达市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2014年中国债券余额与GDP之比为57%，而美国约为220%，日本大概是260%。我国债券市场总规模大体是美国债券市场规模的1/7，是日本债券市场规模的2/3。公司信用债规模是美国的1/4，是日本的4倍（日本的债券市场主要以国债为主）。（2015年论文《提高债券市场流动性》）
2．在发展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应坚持产品结构的简单透明
危机后，美欧等国普遍加强了资产证券化监管，市场发展重心也从原来的金融创新竞争转向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的防范，同时要防止过度证券化。从理论上讲，证券化链条可以无限延伸和扩大，使最终风险承担者与基础资产之间的距离会变得遥远，证券化产品结构也会变得复杂，不仅客观上会使风险难以识别，主观上也会产生过度转移风险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发展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应坚持产品结构的简单透明。《2015年论文《推动资产证券化市场稳健发展》》
3．要提高对违约事件的容忍度
“刚性兑付”的做法扭曲了市场机制，而且容易引发道德风险。虽然在短期内保住了金融机构的声誉和市场的稳定，但长期来看，将导致金融效率的下降，影响金融市场进行风险区分的有效性和风险溢价的合理性，无风险收益率水平将被错误地抬高。所以，在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提高对违约事件的容忍度，顺应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将有利于端正产品发行者的行为和投资者教育，推动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强化风险的自担意识。从更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财富管理市场的健康发展。（2014年论文《深化改革、加强监管、稳步发展财富管理市场》）
4．坚守中央政府不兜底的底线，强化多种形式的财政纪律约束
历史上处理地方债务的一般做法，是对债权人（绝大多数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以挂账、剥离方式处置，对当事地方财政进行整顿、训诫，重申“下不为例”，用财政上解和拨款方式进行相应处理。最终结果或由中央财政兜底（债务规模不大时），或由中央银行再贷款（规模大时）化解危机。实质上，这都是在地方政府“倒逼”下，由全社会承担最终损失。
作为单一制国家，理论上讲，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承担着无限连带责任，地方政府可能滥用中央财政信用，投资者期望中央政府兜底的认知更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而“软约束”投资者显然无法实现对地方政府的“硬约束”。
尽管理论上单一制国家似乎难以隔离中央和地方债务风险，但实际上无论是财政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以及诸多前计划经济转轨国家，通过上下级财政之间公开透明的规则管理，尤其是一般转移支付的公式化和规范化，趋势上都是增强地方财政的独立性。尽管名义上允许地方政府破产的国家不多，但实质上与之相类似的地方政府或辖区财政责任制已并不鲜见。从具体条款看，禁止高债务风险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融资或新增其他债务，由上级政府接管其部分税收，仅保障当地政府的核心支出需要，减少运转费用，停止审批新建地方公共投资支出项目等，与允许地方政府破产的国家也大体类似。特别是对市政债中的项目收益债券，资金使用和债务偿还都仅仅针对特定项目，完全可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经验，在预算中设立“特殊目的政府”和“特别会计账户”，实行针对特定公共项目的破产制度，弱化地方政府整体破产带来的负外部性。
除强化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约束外，还应强化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在预算编制与执行、投融资决策和计划上的审议监督，监督结果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相对于地方政府官员，大部分地方人大代表任期比较稳定，是解决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与融资期限不匹配问题的一个途径。（2013年论文《加快融资机制改革创新，促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5．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机制
在扩大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渠道的同时，关键是加快配套改革，增强偿债能力和债务约束，防范潜在风险。
一是致力于增强地方政府的偿债激励，可将自主发债权、地方税扩权、平台贷款证券化等试点，与地方政府性债务透明度建设和风险挂钩。二是积极研究探索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用好土地这一城镇化过程中最具增值潜力的资源，形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和土地增值收入增加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正向激励机制。
三是结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培育财产税、资源税等相对稳定的地方新税源，减少对土地出让金的过度依赖，促进形成稳定、规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偿还资金来源。
四是强化风险约束。在财政纪律约束上，以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为契机，逐步建立包括跨年度资本预算在内的全口径预算制度，明确地方财政经常性和资本性收支的界限，编制完整的资产负债表予以公布，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地方政府辖区财政责任制度；在市场约束上，以强化地方政府财务信息披露为抓手，完善评级制度，引入非商业性专业机构评估地方政府资产负债状况；在民意约束上，可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减免投资收益所得税等措施，鼓励当地居民对当地市政项目融资，既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的偿债责任，也有利于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
五是加快对民间资本开放交通、教育、医疗、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领域，推进资源和公共品价格改革，有效保护私人者投资者权益，探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鼓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调动多方积极性增强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力。（2013年论文《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机制》）
房地产：
潘功胜工作后首先接触的金融业务就是住房金融，他在工行总行住房信贷部工作了六年，期间发表了近10篇房地产金融相关的论文，对海外一些国家的住房金融制度也有研究。
1．居民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较大
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部分房地产企业由于长期“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经营，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资产负债表持续处于高风险状态，最终不可持续出现风险。我们比喻，从“高血压”变成“中风”。加上房地产市场中长期需求中枢水平下移，以及持续三年的疫情冲击对就业、收入预期影响较大，多重因素的叠加放大了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外溢性。
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和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前期出台政策的作用空间和作用效果大大改善。近一段时期，市场信心加快恢复，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性有所上升，房地产行业尤其是优质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环境明显改善。我国城镇化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居民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较大，租购并举的发展模式也有很大发展空间。（2023年3月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回应）
2．探索建立二级抵押贷款市场
1996年，潘功胜编译了《二级抵押贷款市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一文。两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住宅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是要建立一个发达的住房融资体系，而发展住房融资体系的关键，是要解决长期资金来源问题。如果没有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商业银行办理长期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将会面临较高的流动性风险。建立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不仅能为商业银行住房金融业务提供安全可靠、流动性强的运作环境，而且为长期化资金的保值增值提供了可靠的投资环境。（1998年论文《关于中国住房金融金融发展的几点构想》）
3．从住房金融的角度看，住房供给与需求是割裂的
中国的住房金融市场结构按银行信贷对象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住房开发贷款市场和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前者形成或放大住房供给，后者形成或放大住房需求。住房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而不是有效需求。当前银行对个人住房贷款不足全部房地产贷款总余额10%，这是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欠发达、住房的有效需求不足、住房供给相对过剩的原因之一。
当经济出现不景气、银行收缩银根时，住房供给的表面繁荣即刻崩溃；当经济繁荣、银行放松银根时，银行信贷将会对住房供给起到一种放大效应。因为市场的这种结构，住房供给与需求是割裂的，住房供给在银行信贷的支撑下不断放大，而住房的需求意愿因需求能力的不足而不能转换为有效需求。因此发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将对个人的住房需求起着一种实现和放大效应，使之转换为有效需求，在居民个人、贷款银行、开发商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循环系统。（1996年论文《中国住房金融市场的结构问题》）
4．不赞同成立住房银行
1996年市场争议是否成立住房银行，潘功胜认为必要性不大：一是构成中国住房金融市场运作主体的几家银行基本上都是全国性或地方性的零售银行，完全有能力承担住房金融任务。二是几家银行的住房金融业务，随着向现代商业银行的转轨，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三是烟台住房储蓄银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已运行了数年时间，运作的得失并未得到很好的总结。四是住房问题涉及千家万户，政策性强，需资金需求量大，如果建立一个遍布全国的、零售式的住房银行，初期投入的成本将是十分巨大的。如果不是按这种方式构造住房银行，又难以承担如此庞大的任务。衡量，中国的真实利率处于1.7%左右，与大幅加息后的美国真实利率相当，显著高于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人民币债券的投资组合分散化价值凸显。（2023年6月陆家嘴论坛演讲）
2．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了国际化使用的网络效应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一些比较好的环境和机遇。第一，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随着人民币清算行和本币互换网络的建立，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以及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不断完善，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了国际化使用的网络效应。第二，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企业在跨境贸易、投融资中使用人民币以规避货币的错配风险的意愿上升。第三，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恢复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人民币投资和避险功能逐步增强。（2023年3月国新办回应问题）
3． 中国无意通过货币贬值提升竞争力
中国无意通过货币贬值提升竞争力，既没有这样的意愿，也没有这样的需要。人行向市场提供外汇流动性，旨在防止汇率超调和“羊群效应”，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求得平衡的做法，对国际社会是有利的，有效避免了人民币汇率无序调整的负面溢出效应和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2017年发文《中国外汇市场的政策框架及管理取向》）
银行业经营管理：
潘功胜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战略变革的推动和实践者，参与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商业银行的重组、改制和上市工作，两家银行分别于2006年、2010年在香港和上海A+H同步上市，均创造了全球历史上最大上市融资。
他在商业银行工作了20年，对银行经营管理有深刻的认识。在2011年出版的《上市银行价值分析》一书中，他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自勉，并称上市银行经营管理似“山路行车、水中泛舟，既有行路之难，也需破浪之势”。
此外，《大行蝶变-中国大型银行复兴之路》获得2014年度孙冶方金融创新奖获奖。“在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中非常荣幸，有差不多近十年时间参与了大型商业银行改革进程，《大行蝶变-中国大型银行复兴之路》是我从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角度对伟大实践进行的思考。”潘功胜在颁奖典礼上表示。
1．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异，要重塑健康的银政关系
近年来，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异，金融危机背景下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出现重塑，政企不分、政银不分、财政金融不分等一些不健康现象又有所反复，扭曲了正常的市场信用筛选机制。
一是泛滥的银政战略合作。各级政府纷纷与各家银行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但并无任何实质性约束。二是政企信用不分、良莠不齐的政府融资平台。各级政府都设立不少融资平台变相举债，从银行获取大量贷款。三是变相的激励引导。各地金融办对各家银行的考评、奖励，以及各地财政以贷定存。四是隐晦的政治诱惑，如分行领导退休后延续政治生命。因此要重塑健康的银政关系。《2014年论文《政府和银行：寻找合理的行为边界》
2．要提高金融机构透明度
从国际上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凸显出提高银行机构透明度的重要性。危机中，大量基于抵押贷款的结构性信用产品和表外产品由于缺乏有效、充分的信息披露，导致市场信心受损，投资者行为混乱，并最终带来市场动荡。提高金融机构透明度、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危机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2013年论文《全球银行业透明度建设的趋势和挑战》）
3．新一代银行家需具有国际视野、宏观思维、战略眼光
中国银行业要跨越下一个台阶，成为国际上优秀、在国际金融市场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银行。如果说传统的中国银行业，经验性的银行家就能胜任，那么，今天的中国金融业对金融业的领导人才提出了不同的素质要求，需要一代具有国际视野、宏观思维、战略眼光，能在未来金融业的竞争中，与国际金融巨头同台博弈的金融领军人物。（2009年“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学员座谈会上发言）
4．资本管理实质上是风险管理
银行业是经营管理风险的行业，资本管理实质上是风险管理。资本覆盖风险的要求决定了在资产配置好、管理水平高的银行中，有限的资本可以支撑更多的规模。因此，资本管理重要性的提升，要求银行积极引进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努力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不断优化资产结构，改变存贷款利差收入的单一盈利模式。同时，通过经济资本的分配和调节，引导银行各业务线的合理扩张与收缩，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2004年论文《资本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行为》）
5．公司治理机制是银行上市的关键所在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商业银行实现综合改革目标，吸引机构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实现成功上市的关键所在。投资者只有在确信自己的利益能够受到保护之后才会向一个企业投资。企业之间在资本市场上为获得融资而进行竞争，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方面的竞争。（2004年论文《建立一个良好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
6．要建立科学高效的贷款评估机制
在以往长期的信贷管理实践中，较注重定性管理和经验判断，因而难免由于主观臆断而导致的信贷风险。科学高效的贷款评估机制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定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突出科学的量化管理原则。（1994年论文《试论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机制》
三．其他
1．第一篇文章
1985年，在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任教的潘功胜在该校学报上发表了《劳动协作的网络优化技术初探》一文。据中国知网检索，这是潘功胜发表的首篇署名文章。此后将近10年的时间内，他发表的论文均与劳动经济学相关，包括博士论文。
2．博士论文
1993年潘功胜提交了博士论文，题为《劳动力市场论》。文章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注入市场成份的过程，然而在整个市场体系的发展中，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严重滞后。这不仅制约了整个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发育，而且也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的“瓶颈”。展开对劳动力市场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而且是来自实践的迫切呼唤。本文试图以中国的实践为基点，以发达的西方劳动力市场为参照系，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进行全面而系统地分析，实证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问题。
文章提出，构造劳动力市场的行为主体是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前提。其中，微观劳动供给主体的创造，必须确立个人的经济独立性，而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构成个人经济独立性的基础；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换，正是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
微观劳动需求主体的创造需要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模式、明晰产权关系、界定产权边界、强化产权作用，使企业能在新的产权模式的基础上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
工资生成制度创新的内容是市场化，即工资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竞争形成。工资率的市场生成不仅不与按劳分配原则相悖，而且相对于行政方式而言大大降低了个人收入分配的运行成本。
3．谈读书学习：重要的是学习习惯
2009年上半年，时任农行副行长的潘功胜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在“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学员座谈会上发言表示，我在大学呆过很多年，从大学到博士，也在大学教过几年书。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大学所学到的、后来对工作帮助更大的，不是在大学学到的知识，而是在大学培养的一种学习的习惯，一种学习的欲望，一种持续学习的能力。读书、思考、实践的结合与统一，才能相互促进、产生较好的效果与良性的循环。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