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闯关东，“高考移民”涌入黑龙江，408分就能上一本

几十年前，为了谋生，张枫远的祖辈们用双脚走向山海关外，如今这段家族历史已被磨灭得不剩痕迹，连他的母亲也说不清是哪一代人，带领全家走向了远方。她更愿意谈起儿子的新一代“闯关东”壮举，“还是挺有勇气的，那么小就敢自己出去了”。

但在张枫远看来，背井离乡去高考其实是个艰难的决定。他也像祖辈一样，为未知的前路担忧，在收拾行李时掉过眼泪。他不愿回忆第一次去到那个东北小县城时的心情，只觉得“实在太小了，还没有济南的一个区大”，到处都是陌生的。

在县城的表舅家度过的第一晚，张枫远第一次失眠了。从那时起，他的心里只剩一个念头，“好好学习，熬到高考，才能回家”。

文 |马延君

编辑 |易方兴

运营 |橙子

“儿子，你能上一本了！”

高考分数线公布时，19岁的张枫远已经从黑龙江的县城，回到了山东济南的家中。他离开了整整两年，刚回来一周，还不习惯家中充斥着的消毒液味道。

“2023年黑龙江省理科本科一批录取分数线为408分，本科二批录取分数线为287分”，看到网页上的数字，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潜泳，终于挣脱水压，回到岸上。

分数线低到有些超出想象，就连班主任也在微信群中提醒，“今年分数线低，大家报志愿时，不能光看分数，要更注重排名”，张枫远的成绩超过一本线八十多分，省内排名约在18000位。他认为分数不算理想，“本以为能冲500分”，这让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那一天，他没有回复任何微信消息，也没心情翻看报考信息，只是呆坐在电脑前，开了一局又一局游戏。

但父母已经很满意，不停在身后念叨着：“儿子，你能上一本了！”语调里是藏不住的喜悦。

那天晚上，一家三口出去吃饭庆祝，父亲喝得满面通红，还破天荒地为他倒了一杯酒。

“考上一本”，是父母对张枫远的唯一期冀，只有高中学历的父母认为“能上一本，就是好大学”，这也是他们将儿子送往黑龙江读书的原因——逃离“地狱式”竞争的山东高考，到相对压力更小，分数线更低的地方谋条出路。

从济南坐高铁前往北京或哈尔滨，再换乘一趟高铁，才能来到张枫远就读的县城，无论哪条路线，全程都约需9个小时，在地图上，这条求学之路贯穿了公鸡的咽喉。

沿渤海湾一路向北，两座相距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城市之间，高考人数和分数线都有着断崖式的差距。据官方统计，2023年山东省夏季高考参加人数约为66.8万人，而黑龙江省仅有19.1万人，在今年，山东和黑龙江的高考总分都是750分，虽然用的试卷不同，但录取分数线的显著差别，依然能反映一些现实。比如，今年山东考生想要念本科，需要450分左右，而在黑龙江，理科只需287分，文科只需341分。

而即便是在使用相同试卷的几个省份中，黑龙江的录取分数线依旧是最低的。低于山西、云南、吉林、安徽等。

更残酷的对比是，综合多个教育网站数据，2023年山东省本科录取率约为34%～37%，黑龙江省的本科录取率则达到了56%～60%。

和张枫远一样，为了传说中的“超低分数线”涌向黑龙江的高中生不在少数。分数焦虑，使得“高考大省”的学生，不得不向外寻求突围机会。

张枫远记得，他所在的班级有46位学生，其中就有3人来自山东，1人来自河南，而这只是一个小县城高中的缩影。就连考研名师张雪峰，也曾在直播中开玩笑般说起，他的户口还在黑龙江，“万一女儿学习不好，要为她留条路”。

▲ 图 / 视觉中国

四年前，刚刚结束中考的赵帅，就是为了“突围”，被家长“甩”到了大庆。赵帅今年19岁，出生在河北衡水，从他记事起，父亲就不断用分数线“诱惑”他，“你要是考到了衡中，我就给你买台电脑”，“你要是考到了衡中，我就带你去泰国旅行……”

可最终，成绩一直在班级前5名的赵帅中考失误，没能达到衡水中学的分数线。父亲打听到，如果依旧想进，需要交50万元“中介费”。正在犹豫关口，经朋友“指点”，他转头花十几万在大庆买了一间房子，将赵帅的户口迁了过去，把他塞进了当地高中。

被通知要去一座遥远、陌生的城市独自度过高中三年时，赵帅大脑一片空白。他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家里已经为他收拾好了行李。

父亲只重复着一句话：“黑龙江人少、分低，你到那里，肯定能上个好大学。”

如今已经27岁的孟静，来到黑龙江的时间还要更早些。十年前，她在山东菏泽读完高一，正在各个暑期补习班里穿梭时，父母突然通知她，马上转学去黑龙江的一座县城。在那里，她需要借宿在姥姥家，读完剩下的高中课程，并参加高考。

那时黑龙江省的文科高考一本线在五百多分徘徊，比山东的分数线低了不少。父母还听亲戚说起，那座县城高中的教育质量很好，每年都有人考上清华、北大，学习成绩只是中等的孟静，到了那边会更突出，还能进入重点班，会被重点培养。

一直将考上南京大学定为“人生目标”的孟静，很快接受了这条路径。她清楚留在山东高考需要面临更大的竞争，“在山东，考到600分大概率也只能上个二本”，她甚至很感激父母为她想到了这条“捷径”。

只是临走前，16岁的孟静还是有些忐忑，她在社交平台上留下了一句心情感言：“只身奔赴边疆，前路遥遥未卜。”

▲ 图 / 视觉中国

“闯关东”式高考

住在山东济南的张枫远，到成为黑龙江的“高考移民”，似乎也是某种命运使然。

由于家中祖辈早年间闯关东到黑龙江定居，所以张枫远母亲的户籍还留在当地，“为了等拆迁一直没迁走”。这一阴差阳错的决定让母亲引以为傲，张枫远还记得，他第一次奔赴黑龙江前，母亲露出羞涩的笑容说：“我也还有点用哈。”

几十年前，为了谋生，祖辈们用双脚走向山海关外，如今这段家族历史已被磨灭得不剩痕迹，连张枫远的母亲也说不清是哪一代人，带领全家走向了远方。她更愿意谈起儿子的新一代“闯关东”壮举，“还是挺有勇气的，那么小就敢自己出去了”。

在母亲的记忆里，张枫远“挺听话的”，得知要去黑龙江读书，没有反对意见，自己就收拾好了行李，还叮嘱他们，“我不在家，你们要注意身体，不要吵架”。

但在张枫远看来，背井离乡去高考其实是个艰难决定，他也像祖辈一样，为未知的前路担忧，在收拾行李时掉过眼泪，他不愿回忆第一次去到那座县城时的心情，只觉得“实在太小了，还没有济南的一个区大”，到处都是陌生的，父母怕他不习惯住校，让他借宿在表舅家，“可我们都没见过几次面，突然住到人家那，挺尴尬的”。

在县城度过的第一晚，张枫远第一次失眠了，母亲有洁癖，家里每天都要用消毒液拖地，可表舅家里的味道不是那样的。父母会在宾馆住上三天，陪他适应环境，可张枫远知道他们还有工作，很快要走。从那时起，他的心里只剩一个念头，“好好学习，熬到高考，才能回到家里”。

相比于母亲户籍还留在黑龙江的张枫远，其他人的“高考移民”之路得付出更高的代价。

▲ 图 / 视觉中国

比如赵帅，被送到大庆一所封闭式高中后，父亲叮嘱他：“没事不要出去玩，为了你来这念书，家里没少花钱。”

但赵帅刚来这里时的观感并不好。那时，他的脑海里只剩下“荒凉”二字。

城市外缘和他想象中差不多，一望无际的平原，间或覆盖着青青绿绿的农作物和黑黄沙土，车窗外偶尔闪过几座破败的大型机械。父亲的战友介绍，“那叫磕头机，是挖石油的，原来家家户户都有，现在没剩几座了”。

那是这座城市曾经辉煌的见证。

市区倒是比他想象中更明亮繁华。“看上去和衡水没什么区别”，那时赵帅还没去过几座城市，无法衡量这座小城是否独有特色。很快，市区的模样也在他脑海中模糊了，他作为一个异乡人，被动地融入了这里。

而黑龙江也有自己的困境。作为人口出生率全国倒数第一的省份，黑龙江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流失压力。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1年，黑龙江全省小学在校生减少近38%，招生数减少近47%，学校数减少近79%。

所以，随着异地高考逐渐有利可图，背后也随之延伸出了一整套的人口流动产业链条。

在某社交平台上搜索“黑龙江高考”，可以看到不少中介平台打出广告，鼓吹“异地升学，帮助孩子进入教育优惠圈”、“同样的试卷，考同一所学校，可以占优100分”。

一位自称为“初高中异地转学咨询师”的中介告诉每日人物，只要中考成绩过了当地的建档线，就可以前往大庆或哈尔滨的几所私立高中就读，每年学费1万多元。除此之外，还需要8万元的手续费，用于“学校办理户籍、学籍”。

但是，由于参加黑龙江高考，需要本地三年户籍、学籍，还需要三年的实际就读，“所以更好的办法是初二转学，在黑龙江参加中考，进入公立重点高中”。

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就有些惋惜，只能在中考结束后，选择私立学校了。“但每年这样过来的学生也有很多，不会出现无法高考的问题。”

在当地，甚至还有机构直接打起了外地学生的主意。

比如，还有一位自称为“异地升学规划师”的中介，对每日人物表示，可以送学生到某双语中学的“山东名师班”，说是专门为山东学生设立的，“招收四十人左右，都是山东过来的，由山东、江苏的名师授课”。

该中介特意强调，班级管理非常严格，“教室里有监控，可以随时查看学生状态，从高一开始就要每晚学习到一两点”，他认为这也是名师班的优势，“确实很苦，但考上本科完全没问题，尤其是山东孩子，来这边肯定能上好大学”。

最后，他报出了一个夸张的数字：“费用算下来，三年大概二十四万。”

两地人的资源争夺战

但进入异乡的高中，只是一个开始。要想好好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

高一刚开学，张枫远就意识到了本地人的“敌意”。当地只有两所教育水平较好的初中，同学们大多互相认识，只有他是彻底的生面孔。他刻意隐藏起口音，别人问起，也只说“父母工作调动，所以来黑龙江读书”，怕被认为是来抢占教育资源的人。

第一次月考，张枫远排名中等，看着成绩单中不上不下的名字，他反而觉得有点安心，“没跌到低，也不出风头”。但后来，张枫远的名次始终没有大幅提高，那所市重点高中的教育水平不差，年级里的前百名，大多是本地和各乡镇初中考来的尖子生，有人刻苦，有人聪明，张枫远突然意识到，即使从济南到了县城，自己的教育优势也并不突出。

到了高二，张枫远的物理学习逐渐吃力，学校禁止老师开设补课班，但他知道很多当地学生家长，会托关系让孩子到老师家里“写作业”，还有家长会通过送礼，让孩子得到额外的关照。

他在心里憋了好久，最终还是没有和父母说这件事，担心他们帮不上忙会着急，只能自己闷头苦学。

人际关系，衣食住行……张枫远逐渐意识到，离开“大人的掌控”，生活中有太多事情需要独自处理。再加上疫情，他的高中三年总要不时在网课中度过，“亲戚吵架，我躲在房间里不敢出声；不能出门采购的日子，总担心自己吃得太多；房间里网速不好，也不好提出来……”

那三年，他一次次察觉到，公平的秤杆也在左右摇摆，“可能有人觉得我从山东来黑龙江高考不公平，但我在这里面临的困难，也比本地学生多很多”。

唯一让他安心的是，老师们总会时不时提起：“现在分数线一年比一年低，只要你们好好努力，都有大学上，更努力一点，就能考上更好的大学。”每当这时，张枫远就有了再做一张试卷的动力。

▲ 图 / 视觉中国

而更早来到黑龙江读书的孟静，更明显地体会过何谓“资源的争夺”。时隔多年，回忆起高中经历，她分析：“可能那时外地来的学生不多，老师们对外地的教育水平比较好奇，同学之间的竞争心理也会更严重。”

孟静记得，高二转学时，班主任将她带到班级，介绍时特意强调了“这是山东来的同学”。一次上课回答完问题，自以为幽默的数学老师说了句“果然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让她一阵莫名其妙，脸红到了耳朵根。

她猜测，可能是老师想通过这种方式，激起同学们的竞争欲，但结果是她逐渐成为了同学们的排挤对象。

她习惯了在课间捂住耳朵，小声快速地默读英语课文。每当这时，同学们总会投来鄙夷的目光，在山东读初中时，由于学习压力大，她总是每周洗一次头，但到了这里，她会因出油的刘海，被同学嫌弃。有次她提起初中时，学校会计算“自习课抬头率”，每晚有专人在窗外巡视，检查有多少位学生抬头放空。同桌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她，问道：“那你怎么不回去？”

她的确卷起了班级里的一些竞争。有些同学会在背后议论：“这些外地学生，为什么要来这里读书，搞得我排名又下降了。”班级里学习好的同学找她谈论完问题，会略带羡慕地问她：“你们那里的老师，讲课是不是都很好啊？”

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也因较好的学习成绩，得到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受到了老师们的优待。“考上名校的学生越多，老师越有成绩。”因此，她的座位总是在第一排，也会被老师单独叫去办公室讲解习题，开学两个月后，因为成绩突出，她被破格送入了重点班。

最让她感到好笑的是，兼任年级主任的班主任特意问过她，“你们学校有没有特别的教育方式？”她想了想，说道：“我们每天都要跑圈。”不知是不是这句话起了作用，没过多久，学校规定所有学生都要在上午的课间集体跑步。冰天雪地的冬季，学生们被要求拿着诗词册子，呼着白气，跑个不停。

整个高中时代，孟静都在拉扯中度过，她总会忍不住打听山东同学的考试成绩，“全部都是六百多分，大家还在哀嚎，害怕上不了好大学”，她一边庆幸自己来到了更宽松的环境，一边又忍不住想，“如果我还留在山东，在更严苛的环境下，会不会有更好的成绩”。

这场教育资源的争夺战，直到高考结束后才停止。虽然没有考到南京大学，但孟静以560多分的成绩，上了学校的光荣榜，那时没人再强调她是山东来的学生，她的名字和所有当地考生列在一起，再无分别。

▲ 图 / 视觉中国

迁徙不停

2023年7月，到了报志愿的时刻，张枫远将20个志愿都填上了北上广深的高校，即使知道填报黑龙江省的大学，会更有优势，他也没想过再回去。

“其实说不上什么原因。”他并不是想逃离黑龙江，尽管在那座县城，度过了乏善可陈，只有试卷和网课的三年，但他也在那里，交到了能一直聊个不停的朋友，完成了考上一本的任务。

一次夏天的暴雨，他搭乘朋友父亲的车回家，路上随口提起：“这里真是太脏了，地上都成泥河了。”

朋友父亲回道：“是啊，小县城嘛，就这样。”

他以为对方是不满他的话语，没想到对方紧接着说道：“没事，等你们都长大了，能去大城市生活就好了。”

窗外暴雨如注，张枫远突然意识到，那是他在异乡最治愈的一个瞬间。对方没有提到“高考、成绩、有出息”等词语，只是告诉他“长大了，就好了”，那一刻，他觉得对方没有把他当成异乡人。

在县城求学的三年，他比同龄人更早地理解了异乡人的概念，因为疫情反复，他自高二开始，就再没回过家乡，对求学地的了解，也只限于寄宿家庭和学校，但他决定放下对这两个地方的苦乐记忆，到更大的世界走走看看。

只是他在选报志愿时才发现，外省市对黑龙江的招生人数限制严格，尽管超过一本线80余分，但很多目标院校在黑龙江只招收4、5名学生，那时他突然发现“原来所谓的低分录取，也是有代价的”，他还是挣不脱分数竞争的网，“只有高分，更高分，才有选择权”。

而赵帅的异地求学结果，也不尽如人意。高考那年，他再次失利，只超过了一本线20余分，父亲气不过，责怪他没有认真学习，他将压抑了许久的苦闷悉数道出——不适应独自住校，不习惯封闭式管理，他将全部的休息时间都投入到了游戏当中。每晚有生活老师来检查，他就将手机塞在白色被套里偷偷打游戏，那三年他的视力极速下降。

和赵帅同寝室的还有另一位山东的学生，两人偶尔聊天，最频繁出现的词汇是“不理解”。“不理解为什么突然被送到这座城市，不理解为什么成绩不好时，会被老师责骂丢了家乡的脸，不理解自己怎么会被关起来，只有周末的下午，可以短暂地在学校里放风……”

回忆起高中三年，赵帅只觉得“恍恍惚惚就过去了”，也没有值得特别回忆的时刻。他不认为完全是异地求学影响了他的状态：“如果当初真去了衡水中学，在更高压的环境里，我都坚持不了三年。”

最终，为了更好就业的专业，赵帅选择了黑龙江一所二本院校。刚入学时，听来自家乡的同学抱怨，自己考了快600分，只能来上个二本，赵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知道值不值得”。

▲ 图 / 视觉中国

高考“闯关东”的时光，也终会在每个人身上留下印痕。

进入社会磨炼了4年，孟静的工作从江苏换到厦门，又换回了山东。她逐渐意识到那段异地求学的经历，在她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要强，好胜，总觉得身边人有些看不起自己。”

像这样，一路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迁徙不停，只有在吃到东北菜时，她才会偶尔想起高中的求学生涯。她听说那座县城高中的高考成绩逐年下降，生源也逐渐减少，很久没有再出过清华、北大的学生，“其实看分数线也能猜得到，今年的分数线比8年前下降了6、70分”。

回到山东后，孟静更常想起的是高一时最好的朋友。她们高考分数差不多，区别只是一个在黑龙江，一个在山东。最后，她上了一本，朋友去了大专。

命运在那时出现了分野，她猜想她们是因此走散了。

“后来她专升本，考到了不错的学校，又考上了山东省的公务员。”孟静感慨道：“其实十年后，还是前途漫漫未卜，谁知道谁又会走到哪里呢？”

▲ 图 / 视觉中国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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