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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颖
拜登谈论“拜登经济学”不包括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但美国这样的国家能没有对外贸易政策吗？仅美国的国内政策必然外溢至其他国家，以《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为例，该法案一个部分是“建设美国、购买美国法案”。购买美国法案规定，基础设施项目所承担的所有联邦财政援助必须优先采购美国货。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吗？
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全面阐述了拜登政府对外贸易政策框架，他提出了连接美国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政策框架。沙利文的国安身份讲美国对外贸易政策表明，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已演变为把国家安全和对外经济结合起来的概念。这个演讲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依据这个演讲可预判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置入“拜登经济学”是理所当然的。
杰克·沙利文宣告“华盛顿共识”死亡
第一，“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上世纪90年代轰轰烈烈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新自由主义盛行，在这个背景下酝酿出了“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是由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发明的。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项主张。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是指这样一种教条：“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斯蒂格利茨还认为：“财政节俭、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是贯穿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三个支柱。”由22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成员组成的里斯本小组认，全球化有三大推动力，即自由化、私有化、放弃经济管制。这是“华盛顿共识”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随着拉美左翼政治势力的抬头及反对“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随即失去作用，拉美逐渐推行较自主性的经济政策。但倡导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没有随“华盛顿共识”的死亡而消失。相反，2000年在华盛顿比尔·克林顿发表敦促国会接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演讲，企图把中国纳入新自由主义轨道。4月27日沙利文的演讲标志着“新华盛顿共识”诞生，也宣告美国已不再接受单纯追求经济效率的全球化。从这点上看，新自由主义失败了。
第二，沙利文兜售“新华盛顿共识”。4月27日沙利文阐述了美国面临的四个挑战，第一，美国的工业基础已经被掏空。在追逐市场效率下，美国战略物资的供应链转移到海外，工作岗位丧失。第二，适应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所定义的新环境。全球化一味追求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变得非常危险，经济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并不保证和平。第三，气候危机加速，迫切需要清洁能源转型。第四，不平等对民主的危害。
沙利文所言的四个挑战等于代表美国政府宣告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危害。近几年，扬言全球化给美国工人带来损失的呼声一直很高。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2017年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报告认为，2001年至201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增长导致340万人失业。2016年特朗普意外当选总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社会忽视了全球化累积的负面影响。
面对四个挑战，沙利文提出了四步发展战略：第一步是用现代美国工业战略在国内奠定新的基础。第二步是与合作伙伴合作的战略。建设供应链的弹性和安全性。第三步要超越传统贸易协议，建立新的国际经济伙伴关系。美国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贸易政策需要的不仅仅是关税削减，贸易政策还需要完全融入美国在国内外的经济战略。第四步是动员数万亿美元的投资进入新兴经济体。沙利文把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愿景描绘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称之为“新华盛顿共识”。
美国贸易办公室阐述对外贸易政策
在《2023贸易政策议程和2022年度报告》中指出，拜登政府承诺“自下而上、自中而外”地建设经济。美国的贸易议程将继续侧重于为美国工人和家庭创造新的机会，同时支持和加强中产阶级，并在整个美国经济中创造高薪就业机会。6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一个阐述拜登政府贸易政策的讲话中说，以往追求效率和低成本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导致了供应链的脆弱和高风险以及不可持续的全球化。
戴琪说：“我们的贸易政策将工人置于其中心，以反映这样一个现实，即享受廉价进口商品的消费者也是工人。”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导致搭便车，加大美国的脆弱性。美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传统的贸易协定导致的。戴琪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世界需要转向一个旨在促进包容性、弹性和可持续性的新贸易体系，并声称美国在建立“新世界经济秩序”。
剖析拜登经济学框架内的对外贸易政策
第一，“拜登经济学”的实质是重商主义。“新华盛顿共识”和“以工人为中心”的对外贸易政策都是“拜登经济学”的产物。拜登追求美国经济实力表现为沙利文所言的四个挑战，四个挑战的实质是对美国经济实力削弱的警告。“拜登经济学”倡导“自下而上、自中而外”的原则落实为“以工人为中心”的对外贸易政策。在沙利文和戴琪阐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时始终围绕美国的国家安全，把安全置于经济利益之上。
“拜登经济学”倡导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对美国几十年倡导自由贸易的一次颠覆，其实质是回归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是简单的贸易保护主义。拉斯·马格努斯所著《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重商主义是一种内容宽泛且自成一格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重商主义的思路大体一贯且清晰：关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国家实力的增强；关于贸易顺差的实现和金银钱财的积累；关于本国工业的扶植和国内就业。
重商主义曾广见于欧美国家，盛行于16~18世纪，而不同时期的理念阐发与政策实践有着不同的侧重。重商主义的基本主张体现为：确立了以财富增长为优先目标的新价值观，将国家财富增长与国家实力增强合二为一，相信对外贸易是实现财富增长的关键手段，强调外贸的一个关键目标就是获得顺差，培植长远的工业生产力，注重劳动就业。重商主义把国家的繁荣与生产力等密切联系起来思考政策取向，贸易保护主义只是诸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
对照昔日的重商主义，拜登经济学是21世纪重商主义的升级版。对内实施一套国会授权的产业政策，对美国关键的产业和基础设施提供税收在内的广泛支持。拜登经济学将国家实力与安全、军事、工业和技术联系起来，对外使用贸易政策作为一个工具。拜登经济学的新重商主义主题表明，产业政策很重要，吸引私人投资到美国会得到美国的巨额补贴，国家安全必须优先于市场力量。
第二，美国政府回归重商主义的国内外背景。2008年的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对自由放任经济的信心。美国国内民众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从而成为特朗普上台执政的社会基础。
从国际背景看，美国领导的冷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终结。美国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寻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全球贸易和投资壁垒的高度全球化导致整个发达国家失去就业、工资下降和收入不平等加剧。这些麻烦随后演变成政治问题，进一步削弱了西方世界内部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支持。另一方面，高度全球化帮助其他国家变得强大，导致单极格局不复存在，终结自由主义秩序。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已经被现实的国家关系击碎了。
三个历史事件粉碎了华盛顿对新自由主义的许多幻想。第一个是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美国贫富差距在拉大。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表示，美国现在正面临着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第二个是特朗普对中国开打贸易摩擦，使美国两党认识到：中美两国的经济体制不兼容，而美国无法改变中国选择的道路。第三个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揭示了全球化供应链脆弱性。
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论文也指责“新自由主义”导致不平等和市场不稳定。该论文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批评之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财政紧缩政策，二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本自由流动。特朗普政府首先告别了新自由主义，曾任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深知多边贸易体系的弱点，拒绝任命WTO上诉法院法官，导致WTO上诉机构的瘫痪，这是美国告别全球化的一个重大信号。
拜登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
拜登经济学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崛起密切相关，没有中国崛起，即使有拜登经济学也不会是现在的拜登经济学。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一直说中国政府实施重商主义政策，多年前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发表论文探讨重商主义的得失。1988年《求是学刊》刊登了题为“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商主义羁绊”文章。中国商务部主办的《国际贸易》杂志2003年第3期刊登题为“摆脱重商主义——反思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这些说法都可以商榷，但拜登经济学下的政府干预经济方式是否抄袭中国的作业有待于拜登政府的证实。拜登经济学的出笼对中国有重大影响。在观察这些影响之前，首先要弄明白拜登经济学下的对华贸易政策是什么。
沙利文4月27日的演讲把拜登经济学主导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讲清楚了。第一，接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言的“去风险”和“多样化”，而不是脱钩。事实上，美国继续与中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第二，在涉及安全和军事敏感问题上，美国对华实施出口限制措施。对向中国出口的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实施了精心定制的限制。这些限制是以直接的国家安全问题为前提的。
依据沙利文讲的两点原则去观察美国财长耶伦中国之行，成败得失一目了然。依据沙利文讲的两点原则去观察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在演进。以此类推，中日经贸关系、中韩经贸关系、中澳经贸关系和中加经贸关系基本上都在朝这个方向演变。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